（二）箕子朝鲜
箕子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中国古代史上，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尤其在韩国与朝鲜历史上，也一直把他尊奉为“圣人”。
1、箕子其人
据古代朝鲜史籍《箕子朝鲜王位讳号世系》记载：“太祖文圣大王箕子，姓子氏，讳须臾，又讳胥余，商帝武乙次子讳理子也。诞降于帝乙十七祀丙戌，五十四祀周武王己卯。痛深革殷，志坚罔仆。遂东出朝鲜，都平壤，国号后朝鲜。教民八条，变夷为夏（华夏）。周成王戊午薨。在位四十（年），寿九十三。墓平壤城北王荇山，负子原俗称兔山。三十六世嘉德王追尊为王。”概要说明了箕子的出身（商帝武乙的孙子）、生平功绩（建立朝鲜国，教民八条，变夷为夏）、在位年限（四十年）、寿考（九十三岁）及其后事等。
据史书记载：箕子本是第二十八任商王武乙帝的次子（姓子名理）的儿子，帝乙大帝和王子比干的叔兄弟，宋微子和帝辛（纣王）的叔叔（另有一说是第二十三任商王“商高宗”武丁帝之子子其的后世嫡孙）。本名胥余（亦写作须臾），字郭师；因最早被封于箕地（故地在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授子爵，故被尊称“箕子”。
相传箕子在帝辛（纣王）朝廷担任太师（又称“父师”，商周时期掌管太子或幼主王子的教养监护，并辅弼国君，属朝廷重臣），他因反抗帝辛滥施酷刑，惨杀王子比干等王族大臣，又不忍逃离远去，便披头散发，以灰涂面，假装疯癫，以图避祸。但帝辛还不放心，将他囚禁起来，并与奴隶关在一起。
西周推翻帝辛（公元前1046年）后，周武王派人将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武王很敬慕箕子，曾亲自召见他，让他谈谈商殷王朝和纣王帝辛失国的原因及教训。但箕子不愿说商殷王朝和纣王帝辛的坏话，就采取“顾左右而言他”，大讲起了古今存亡之道和如何治理天下、造福苍生等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古人确立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五福、六极、三德、九畴（读筹chou）等蕴含的大道与至理。他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洪范》一书，收入《尚书》，流传于世，成为传世经典。
通过这次谈话，武王终于明白，箕子是个知荣辱、重气节、有抱负，而不会轻易屈服于威权的人。于是，武王便把箕子远封于朝鲜（也称“箕氏侯国”，在今辽宁和朝鲜半岛一带）；意在让他远走高飞，不再期望和强求他做个效忠于周朝的臣子了。
另有史书记载：箕子虽没有像王子比干那样进行“死谏”，但却坚守自己的节操，采取装愚守拙，以退为进。并说箕子退出朝廷后，隐居深山老林，在今山西陵川县的棋子山钻研围棋，成为中国围棋的鼻祖。其实他钻研围棋只是表象，掩藏心中的忧愤才是本质。因此，他曾作琴曲《箕子操》，时常弹奏以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
周武王推翻纣王后，箕子也并没有煽动商朝遗民对新政权的仇恨，而是率领一群不愿作周朝臣民的人远走高飞，迁徙朝鲜。他另辟疆土，延续宗庙，与朝鲜半岛的土著民族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文化灿烂的“箕氏侯国”，实现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并最终得到了周朝的承认，被册封为侯爵，史称“箕子朝鲜”或“箕侯朝鲜”，一度成为华夏中原东北边疆的外藩屏障。
另据史载：约公元前1045年，西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并不把他当臣下看待，有的史书甚至说周武王“以师礼相待”箕子。这时箕子已经52岁了，大约又4年之后，箕子从朝鲜回来朝见西周天子，路过商殷王城遗址，有感于自己和自己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王族宫室殿堂，惨遭毁坏，成为一片废墟，满地野草和禾黍（庄稼）丛生，箕子心中十分悲痛，想放声大哭，又有所顾忌，只好暗自饮泣。为此，他做了一首《麦秀歌》，低声吟唱，籍以抒发悲伤的心情。诗歌的大意是：那麦子吐穗啊，它的芒刺是多么的整齐！那废墟上的禾黍（读熟shu，是一种黄粘米）啊，怎么长得如此的繁茂！那狡黠的小儿（意指不听自己劝告的帝辛）呀，为什么不跟我要好！
（《麦秀歌》原文有：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后来，这首诗歌流传开来，商殷遗民听了，无不悲伤流泪。
据史学家推算，《麦秀歌》创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40年前后，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知名诗歌。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九辨》、《九问》，但其词早已失传。另有夏商之际创作的《刺奢篇》，其作者已失考，不知何人。
此外，据传中国最古老的《诗经》中的《黍离》篇，其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诗句，也是箕子留下的千古名句。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箕子不仅是一位大智若愚的政治家，也不愧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棋圣和音乐家。
2、箕子赴朝
据史书记载：箕子不愿作西周政权的顺民，带领商殷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名士，以及一大批（有史记载说五千人）工匠、艺人等技术人员，从陆路经山东、河北、辽宁进入朝鲜半岛，并一路留下了许多后来出土的商周文物古迹。从此，给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朝鲜半岛，带去了华夏中原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灿烂的华夏文化，创立了延续千年历史辉煌的“箕子王朝”，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典籍中最早出现的“朝鲜”一词，史迹见载于《尚书大传》中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地等记载。所谓“朝鲜”，即“朝日鲜明”之意，最早“朝”的读音如“朝阳”的“朝”（读兆zhao）；鲜，读音仙xian。《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集解”引用张晏的话说：“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中国古籍《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
关于箕子朝鲜的国都，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洪范》中记载：周武王伐灭纣王后，封箕子于朝鲜，属侯爵，从此箕子朝鲜正式成立。都城即是今天的北朝鲜首都平壤。古朝鲜王朝期间编著的《三国遗事》中，也有“箕子都平壤城”等记载。
箕子建立和开发古朝鲜的具体历史，中国和朝鲜、韩国的历代史书，都有记载。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纣王），继公子（武庚）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说的是箕子先去了朝鲜，后来周武王知道后，又再追加的封号。
而《尚书·微子》篇中，尊奉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中有“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意思是：当武王伐灭纣王、孤竹国的公子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纣王的儿子武庚还在，父师箕子去了东夷朝鲜，孤竹国有了新的君主，商殷王朝的灰烬还没有完全熄灭，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父师在夷”，指的就是箕子去了朝鲜。
另据《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曾追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曾“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皆与箕子有历史渊源。
而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写《东史纲目》时，不仅参考了中国的各种史书，而且广泛总结了朝鲜半岛流传的《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等史书和历代作家文集的成果。《东史纲目》列箕子传世图，说从箕子立国，到后来的箕准王被卫满篡位，共历时930余年（按：据考古推算应是852年）。到西汉初，被卫满篡权后，箕准王又去了马韩（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建立辰韩国，改称南康王，成为古朝鲜“三韩”（另有马韩、弁韩）之一。到后来被百济国所灭时，又历时202年(按：应是201年)。整个箕子朝鲜国，总共传世1131年（按：应是1053年）。近代朝鲜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也有相似具体记载，只是年代及某些史实，略有差异而已。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3、开发朝鲜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丝作”。又据朝鲜古籍《李氏王朝。成宗实录》记载：“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韩国古籍《东国通览》则称赞箕子说：“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通，译而知之，教以诗书。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三纲）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律法）。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衣着打扮时尚），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自）箕子始之，岂不信哉！” 等等。可见，古时朝鲜半岛的人们，一直把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归功于箕子及其由箕子带来的中华文明。至今在韩国和朝鲜的史学界中，仍尊称箕子为古代圣贤。
另据我国《后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箕子将华夏中原先进的礼义文明和农耕文化、以及民俗、历法、养蚕、丝织、制陶、青铜铸造等技术，传授给了当地的土著民族；并参照商殷王朝律法，制定了“犯禁八条”等律令，教导约束民众。从而使古老的朝鲜，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吏治清廉，教化清明，男子讲究礼义廉耻，妇人遵守贞信”的盛世局面；以致于“箕子朝鲜”被当时的华夏中原人民誉为“东方君子之国”。相传春秋战国时的孔子，面对当时诸侯列国战乱不止、礼乐崩坏的局面，曾经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其含义就有：我的儒家学说如不能推行，就漂洋过海，到东方的箕子朝鲜国去践行吧的意思（见《论语·公治长》）。
我国学者萧河先生认为：“高丽时期以前，所祭祀的神祗，都是以箕子为主，且一致承认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为史实。到了高丽时代，随着中国程朱理学的传入，高丽遂以‘箕子故国’自矜；对箕子的崇拜更进一步，甚至传称平壤城外的箕子陵，就是那时建立的。李氏朝鲜王朝时，曾刊印过有关箕子的文献，出版过《箕子传》和《箕子外传》等书；还整理过箕子的世系族谱”（详见《河洛文化》）。
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文物古迹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时期的灿烂辉煌人文历史。至今有许多史学家认为：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和中国东北史上，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箕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不仅在朝鲜半岛历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历史影响深远。甚至有史学家称他为“中华第一哲人”。尤其他创建的箕子朝鲜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4、箕子哲学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体系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正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概括《箕子碑》所论：有“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以此九字，堪称宗旨。
1、所谓 “正蒙难”，是说箕子无论在朝廷为相，还是隐居山林，都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并以劝谏帝辛（纣王）不可使用象著（即象牙筷子，引申就会享受美味佳肴等等，从而走向腐化），来防微杜渐，以避免统治阶层逐渐腐化堕落，越陷越深；他还作《箕子操》和《麦秀之歌》等，来抒发情怀，关注时事，引导民众等等。
2、所谓“法授圣”，是说周武王伐灭纣王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与周武王。武王命人整理成《洪范.九畴》，为后来的周公（姬旦）、孔子以及诸子百家所广为借鉴，其影响之深远，在此之前无人可及。《洪范.九畴》被史学界称之为开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鸿篇巨著。它既阐述了政权机制、行政规则及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同时又奠定了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内容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性行为、治国安民、明君之道、社会公平，以及天文、历数、气候、祸福等人类实践内容的全部，是对上古时代朴素辩证哲学和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
3、所谓“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所倡导和建立的社会文明与灿烂文化，不仅开化了古老原始的朝鲜半岛，也对古代华夏中原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史学界整理的箕子哲学思想，概括有如下几点：
一是箕子最早提出了“社会公正”的哲学观点，并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度”。如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载：箕子有“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等论述。不仅阐述了“王道正直”、“ 毋偏毋颇”的精神史观；还提出“皇建其有极”，就是要求国君必须作为治国的典范，并首先自己严格遵循“王道”。
二是顺应“五行”。 箕子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箕子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读滚gun，大禹之父）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因此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授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大道。鲧被贬斥后，大禹继承了他，开始遵循“五行”规律，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大道，从而获得成功。
箕子把“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列居“九畴”之首；并明确各有其性，必须顺应其性而用之。这种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箕子通过论证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从而总结出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读殷yin，堵塞）水的办法而失败了；而大禹总结了这个教训，按照“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的方法，最终取得了治水利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辩证关系的认识，包含了“内在联系辩证思想”的萌芽；从而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在水田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在旱地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会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运用；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会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箕子认为卜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必须加以重视，从而“择立卜筮之人，乃命卜筮”；即选择能够用龟壳甲骨卜卦和用蓍草占卜的人，任命他们根据不同的征兆形状进行卜卦。如果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即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并以卜筮结果，加以决断。
箕子认为：如果君主不顺从天意，上天必然警以灾异，这就是“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征）”、“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征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祥。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征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诸事不顺。
三是“补偏就正”。箕子指出：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确保不出偏颇。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即不要反复无常，不要偏心偏私，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抑制和纠正。如纠正沉柔之人的弱点，要用刚强来弥补；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即王者有了过失，会影响一年；卿士（宰相）则影响一月；师尹（臣属）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一时都没有偏差，百谷就能顺利成长，政治就会光明磊落，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祥和安宁了。坚持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公平正直，则万事吉祥，国泰民安。这就是箕子设想的治国方略。
四是重视《五事》。箕子在总结国家兴亡之道中，还提出对人才提拔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考察。所谓“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的意思是，无论自身修养，还是考察接班人选，应注意掌握五个方面：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察辨，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即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条理，察辨要清晰，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因为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谨；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畅；察辨清晰，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会成功；思虑通达，才能成为圣贤。
箕子作为商朝太师（帝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太子及众王子而言。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位居万民至尊，但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而是要对外界多接触，并能够采纳不同人群的意见；既“谋及卿士（宰相百官）”，也“谋及庶人（百姓大众）”。并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谦逊待人，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明君。
五是“选用平民”。平民是商周社会中低于卿、士、师、尹，而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人数众多。箕子主张应在平民中选择合乎贵族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加以任用，并认为这非常重要。他说：“凡厥庶民，有猷（读酉you，谋略）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在平民中，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该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没有能够达到你的标准，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误的，你也应该宽容他。就是达不到有猷、有为、有守等重用标准的，也要安抚他们，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选拔与任用方面，为突破当时盛行贵族神权政治和阶级森严的局限，而提出的原则性主张。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还提出了国家在设置重要政府职能时，应掌握的“八项原则”：“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重视管理民食，二是重视管理财货，三是重视管理祭祀，四是重视管理住行，五是重视管理教育，六是重视管理司法，七是重视接待宾客，八是重视治理军务。箕子把重视负责“食”与“货”以及民众教化的“司徒”，列在第一、第二和第五位，可见他对民生与教育地位的重视程度。
生于三千多年前的箕子，能够站在如此高的角度，对刚刚拥有天下至尊地位的周武王，教以治国大道；并以饱含朴素辩证哲学的至理名言，阐述治国安民之策；从而受到极大尊重，并对后世的诸子百家影响深远。
据《史记·朝鲜列传》等史籍记载：箕子朝鲜世代尊奉周朝王室为天子，并以华夏中原风俗文化、礼仪制度为楷模。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2年），与箕子朝鲜相邻的燕国（在今河北东北部），其国君燕伯僭越礼制自称“燕王”。为此，箕子朝鲜的国君箕侯，认为这是燕国破坏了周朝国统，是一种分裂祖国的行为。因此决定进行讨伐，以维护周朝王权和祖国统一。后来因被谋士们劝阻，才只好作罢。再后来，到战国时期，箕侯面对周朝衰微，诸侯列国战乱不休的混乱局面，自己也才改称为“箕王”。
到秦朝末年，这时的箕子朝鲜国君名字叫箕否，系箕子的第四十世嫡传裔孙，史称“否王”或“王否”。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否王去世，由他的太子箕准继位，史称“准王”或“王准”，死后追封谥号“哀王”。
这时由于秦末战乱，河北、山东出现大批躲避战乱的流民（逃难的流动人口），不断涌入相对比较安定、且具有华夏血统的箕子朝鲜。到汉末三国时期，又有一大批中原人士，再次流落到辽东和朝鲜半岛避难。如史书中记载的名士管宁（字幼安，北海郡朱虚县，今山东安丘、临朐东南人；与华歆、邴原并称为“一龙”；以讲解《诗经》、《书经》著称，著有《氏姓论》流传于世）等名士文人即在其中。但到西汉文景盛世（汉文帝、景帝年间）及盛唐时期，早年逃亡到这里的中原人士，有些又陆续回归中原；这在中国汉唐史书上，都有记载。
相传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建立西汉王朝后，为巩固对燕国故地的统治，刘邦先封旧燕国将领臧荼为燕王。可是没过多久，臧荼就起兵叛汉，后来被汉朝讨灭。于是刘邦又封卢绾（读晚wan）为燕王，但几年之后，即汉高祖十一年(箕子朝鲜准王二十六年，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又反叛汉朝，被刘邦再度发兵平定。卢绾本人逃到了匈奴地区。卢绾的部将卫满，带领一千多人投降了箕子朝鲜。箕子朝鲜的国君准王，不仅收留了卫满等人，还封卫满为“博士”。这时卫满极力逢迎讨好准王，逐步得到信任。准王又给卫满封地百里，并赐以玉圭（读贵gui，权力的象征，类似后来的官印、符节），令他守御西部边境。当时的箕子朝鲜与汉朝疆域以浿（读贝bei）水江（今朝鲜青川江和大同江的古称）为界，东西相邻。
卫满是个怀有政治野心、且忘恩负义的人物，他利用准王给他的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引流民，蓄谋积聚力量。于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派人向准王假传汉朝将要派大军来进攻朝鲜的情报，并请求到都城来守护准王。准王不知是诈，当即答应了卫满的请求。于是卫满趁此机会，率领军队向首都王险城（也写作“王俭城”即今朝鲜平壤）进发。
汉惠帝二年（准王二十八年，公元前193年），卫满一举袭破毫无戒备的王险城，驱逐准王而自称朝鲜王，史称“卫氏朝鲜”。准王被迫逃奔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在金马郡重新建立了箕子朝鲜——“辰国”（亦称辰韩），并自此改称“南康王”。南迁的箕子朝鲜——“辰国”，又延续了201年，被后来兴起的百济国吞灭。
自公元前1045年箕子建立箕侯朝鲜国，最早致力于开发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到公元前193年卫满篡权改称“卫氏朝鲜”；再到准王南迁马韩，建立辰国（亦称辰韩，与马韩、弁韩并称古朝鲜“三韩”），又延续国祚200余年，致力于开发朝鲜半岛南部。箕子朝鲜前后立国一千余年（约1054年），为最早开发朝鲜半岛，创造灿烂辉煌的半岛文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卫氏朝鲜篡权后，在汉朝刘邦去世、吕后当权时期，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降服汉朝，并自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第三代，到他的孙子右渠王时，由于当时朝鲜半岛的真番国、临屯国等藩国，向汉朝进贡时须经过卫氏朝鲜的地盘，由于经常受到阻挠，甚至贡品遭到掠夺；从而隔断了这些小国向汉朝进贡、通使的路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派使者涉何与右渠王谈判，最后破裂。涉何便杀了卫氏朝鲜派去监视他的裨王卫长，右渠王又派兵杀害了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汉武帝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卫氏朝鲜的尼相参杀死了右渠王，率众投降汉朝。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个郡：分别是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纳入大汉朝廷直接管辖。并册封右渠王的儿子以及尼相参等人为列侯。
朝鲜国编写的《东史纲目》评论卫满说：“卫满未有积仁行德，徒以（逃）亡人以诈逐王准，夺之国而（吞）并之，不义甚矣！二世而灭亡，暴得者暴亡。何以传世久长，与礼箕并哉?”箕子朝鲜国的后代诗人，曾在诗中把自己的祖国称为“海上箕封礼义邦”；并赞扬该国与华夏中国的关系是“河山万世同盟国”。所以，《东史纲目》作者以“礼箕”，来简称箕子朝鲜为礼仪之邦。并认为不仁不义的卫氏朝鲜，必然“暴得者暴亡”；根本不可能长久，而且更无法与箕子朝鲜这样的礼仪之邦相提并论。
6、箕子陵墓
据史书记载：箕子在位四十年，约于公元前1001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关于箕子的陵墓，史书上有多种记载。
一是归葬于河南商丘。据《史记·集释》载：“杜预曰：梁国蒙县（在河南商丘北部、现已划归山东曹县）有箕子冢（读种zhong，即坟墓）”。《寰宇记》载：“箕子冢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内”。此墓至今尚存，应为归葬墓无疑。因为古人特别讲究“落叶归根”，尤其商殷王族极为重视祖先祭祀，箕子去世后，归葬中原故里，也是必然的选择。2005年6月，大韩民国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曾专程来此祭奠凭吊。
二是河南淇县朝歌镇南关。史书记载：唐朝时这里就已建有箕子墓和箕子庙，著名文学大家柳宗元，还为其写了碑文，至今残碑犹存。明朝正德年间，朝廷在此建有“三仁祠”，内中奉祀着被孔子尊称为“殷之三仁”的箕子、比干和宋微子，至今遗址尚存。此地是箕子祖上商殷王朝的宫室旧址，也是箕子临去朝鲜之前，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近年来，箕子留在韩国的箕姓、及其分支韩姓、齐姓等后裔子孙，曾经先后组团到这里拜谒祖先，并寻根问祖。因为他们都一直尊奉箕子为自己的播迁始祖。
三是山西潞城县的微子镇。这里历史上也曾有一座箕子墓，而且至今古迹尚存。为什么在此建立箕子墓呢？相传此地曾是宋微子最早的封地，史称“微子国”，至今名为“微子镇”。而且此地与箕子的最早封地“箕子国”旧址，仅相隔约三百华里。也许那时同为商殷王族嫡传后裔的箕子与微子，交往密切，多次来过微子镇。箕子去世后，当地的士绅百姓，便为他堆起了一座衣冠冢，以示纪念吧。
四是葬于平壤牡丹峰的乙密台下。相传在北宋时期此陵墓重建于公元1102年，公元1122年又进行了扩修。墓前有“丁字阁”和“重修记迹碑”。后来在“清日战争”（清朝为赶走侵略朝鲜的日本军队而发生的战争）时，此地曾发生过激烈战斗，石砌墓壁上曾留有弹痕。
据《高丽史》记载：高丽王国肃宗7年（公元1102）十月壬子朔，“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 由此经高丽王国礼部（仿照中国朝廷“六部”所建的中央部门之一）奏请，高丽朝廷批准重修了箕子陵墓。并在墓旁建立了箕子庙（平壤市原“箕林”过去还有“箕子墓斋室碑”等古迹）。朝鲜的箕子陵墓，曾受到历代朝鲜王朝的祭扫与修缮。由于陵寝地处平壤中心的牡丹峰脚下，与乙密台、七星门、浮碧楼等名胜比邻，因而历来亦是平壤的著名景观之一，直到1959年箕子陵墓被金日成下令全部拆除。
据朝鲜出版的《朝鲜建国始祖檀君》一书提到：自高丽肃宗（公元1096—1105）时期起，开始传布说平壤城里有所谓箕子墓。可是，这是假坟。所以战后挖开该墓一看，那里甚至没有任何放尸体的墓棺设施，只有破砖头和破瓷片”。
在朝鲜另一本宣传金日成事迹的书中，又对此做了这样介绍：
“（金日成主席）问有关人员将怎样处理‘箕子陵’的问题。当时，他们没能马上做出回答。他们还没认清‘箕子陵’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事大主义’思想的产物。主席环视着他们，通俗易懂地给他们讲了“箕子陵’出现的由来。据说箕子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殷人。距他生存的年代过了一千年的公元前二世纪初，为了借口侵略古朝鲜，就凭空捏造出他来朝鲜建国的谣传。尽管如此，又过了一千多年的十二世纪初，封建士大夫歪曲历史，说朝鲜是箕子所建立的国家，竟在牡丹峰修了箕子陵崇拜它。主席给他们讲解了这样的历史，然后说，把朝鲜民族看成箕子的后裔，是对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我们民族的侮辱。又说，箕子与朝鲜人是毫无关系的，箕子陵也不是真正的箕子的坟墓，即使掘墓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趁这次机会挖掘出来看看也是好的”。挖掘平壤的箕子陵时，由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金日成主席特地嘱咐举办了“老人宴”，把反对的老人们请来，当他们知道陵里什么也没挖出来时，“把‘箕子陵’信以为真的老人们，都红着脸掉过头去”。
那么，平壤的箕子陵被挖掘后，未见尸骨并不意外。因为早已归葬中原故里的可能，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可能只是为纪念箕子而修建的衣冠冢而已。
与毁掉箕子陵古迹相对的，是朝鲜政府于1994年10月11日，隆重建成了极其宏大的新“古墓”——檀君陵。
为此，不难看出，之所以毁掉箕子陵，只是为了力图抹掉这一历史记忆，断掉朝鲜与华夏中国曾经存在的历史脐带。而另立檀君陵，将历史神话中的人物，塑造成为现实的民族崇拜对象，恐怕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从始至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国家的开拓者，是另一个民族的人，这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虚火旺盛的国家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好接受的。
其实想来这也并不奇怪。试想：连刚刚过去不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历史，都曾被涂抹的面目皆非，更何况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了。
但，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历史经验证明，抹杀的历史，终究将会得到恢复和澄清。
7、关于檀君
到了元朝时期，高丽王朝的僧人一然，曾编写了一本叫《三国遗事》的书，书中追述了朝鲜族始祖檀君的历史神话故事。书中说：三千多年前，天帝的庶子（妃子所生）桓雄与化为女子的熊女相结合，生下了“檀君”王俭，他就是古朝鲜民族的共同始祖和开国君主——檀君。
书中又说：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定都于平壤，建立了“檀君朝鲜”。并说檀君御国（统治国家）1000多年，直到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檀君就谦让地自动退隐了。
到了公元1959年，根据金日成关于发掘檀君墓和重新编写朝鲜民族历史的指示，朝鲜人开掘了位于平壤的檀君墓。据说经过朝鲜现代科技手段检验检测，证实了三千多年前墓中的遗骨，就是檀君确凿无疑。此后，于公元1994年，朝鲜在原基础上又重新修建了宏大的檀君陵。
自此，“檀君朝鲜论”成为朝鲜的正统国史观，并将公元前2333年，确定为檀君元年。
现在朝鲜和韩国的官方出版物，也都基本摒弃了“箕子朝鲜”这一历史，甚至将“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的历史著述，视为“殖民史观”。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例如近年韩国海外文化弘报院，向海外介绍韩国的两本小册子《韩国欢迎您》和《韩国简介》，都把汉朝前后建立的扶余国（公元前2世纪立国，公元494年被高句丽所灭，国境所辖在今黑龙江农安以南、辽宁昌图与洮安以北、吉林双城西南的广大地区；是汉朝的附属国）、高句丽，以及后来的渤海国（公元698年立国，926年被契丹所灭，国都曾先后设在吉林敦化、珲春和黑龙江宁安；属唐朝的附属国），等上述三国的历史，列为了韩国本国历史。而将公元前箕子朝鲜这段历史，列为空白，只字未提。将公元前2000—前5000年这段历史，通称为“古朝鲜”。
据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成有教授介绍：“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后，‘三韩国’一些历史学家流亡来到中国，为反抗侵略，唤起民族主义，这些历史学家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强调‘三韩国’的独立性，后来演变为‘三韩国’史学界中的民族史学流派。现在的‘三韩’民国是1948年才有的，民族史学成为三韩民国讲坛史学的三大流派之一。不过被称为在野史学的非学者民间人士，喜欢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评书演义，与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在社会上也有较大的鼓动力量。”
但是， 不仅中国的历代古籍，如《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地理志》《三国志》等，都清楚记载了箕子朝鲜的历史史实；包括朝鲜、韩国历代编著的史籍，如《三国遗事》、《三国史记》、《三国史略》、《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史纂要》、《东史会纲》、《东史纲目》等国史文献，也对箕子朝鲜的历史，都有详实的记载和论述。而且直到20世纪中期，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史书、教科书，还都沿袭了“箕子朝鲜”的历史史实，其历代古籍皆历历在目。所以，反对否定箕子朝鲜历史史观的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如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中，就明确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
8、关于高丽
史书记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上，曾出现过高句（读够gou）丽和高丽两个政权。一个是立国于公元前37年，在我国西汉王朝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先是由扶余人朱蒙，建立了一个依附于汉朝的地方政权。后来到汉朝王莽政权与东汉交替的动乱时期，朱蒙政权被高无恤所取代，并自立称王。因国王姓高，所以号称“高句丽”（又写作高句骊），我国史书上有时也简称为“高丽”。历史上为区分后来又出现的“王氏高丽”，因此又称“高句丽”为“高氏高丽”。
另一个是立国于公元918年（中国五代十国动乱时期），是由乐浪郡汉人后裔王建，在朝鲜半岛所建立的“高丽”国。后来史学界为区别之前的“高氏高丽 ”（高句丽），而称其为“王氏高丽”。
“高句丽”与“高丽”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归属不同。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最初是西汉王朝的附属国。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趁中国内乱，不断入侵中原，扩张领土。进入隋唐后，因不遵从隋唐诏令，不仅侵占了中国辽东地区，而且阻断了朝鲜半岛各个列国（曾分裂成为多个诸侯国家）进贡中原王朝的道路。这才引起大隋王朝三次征伐高句丽，直至大唐帝国于公元668年将其灭掉。从此，唐朝在高句丽境内设立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朝鲜平壤），成为大唐帝国的直属疆域。自此，立国七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高句丽）灭亡250多年后的公元 918年（中国又进入五代十国动乱时期），并于公元935年取代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国，翌年又吞灭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明朝洪武年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推翻王氏高丽而自立为王。此后，李成桂上书明朝皇帝，表示高丽继续臣服于中国，并自称“中国孝子”（详见朝鲜《宣祖本纪》）。自此，由明朝皇帝赐封李成桂为朝鲜王，“高丽”国号也随之改回“朝鲜”，史称“李氏朝鲜”（又简称“朝鲜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当时属于明、清两朝的藩属国。
后来，李氏朝鲜陆续统一了朝鲜半岛，其辖区内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氏族部落，也逐步融合同化，成为如今的朝鲜族和三韩族（即马韩、弁韩、辰韩），统称“高丽族”。
朝鲜国历史上，不仅一直使用中国皇帝的年号作为本国纪年年号，并且仿照中国官府的体制制度；而且曾一直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在清朝之前朝鲜半岛的历史上，甚至不懂汉字的人，不能做官。虽然自朝鲜王朝第四代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后，开始有了朝鲜文字，但至今朝鲜和韩国（还有日本、琉球、越南等）的文化、政治人物，无不以能够书写汉字书法和会作汉体诗，而引以为荣。
二是统辖不同。高氏高丽，最初立国于我国境内的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后来扩展到鸭绿江以东以南地区和图们江附近，统治中心最初在今辽宁桓仁县，后迁至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至平壤。高氏高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最强盛时期的疆域四至大致是：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朝鲜北汉江以北。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王氏高丽建国110年后的疆域，最北在今朝鲜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再往北则是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渤海国的辖区。渤海国灭亡后，又成为我国边疆民族女真人（满族）的活动地域。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辖境基本上是继承了古朝鲜半岛新罗国的疆域。其北部地区虽然有一部分与高氏高丽的辖区重合，但在高氏高丽灭亡初期，即已经归属新罗国所有。由此看来，王氏高丽统辖的区域，并非高氏高丽的旧地。所以，在统治区域上，两个高丽并不构成继承关系。
三是民族构成。高氏高丽辖境内的人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则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貊（读抹mo）族人，东迁后形成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等分支，后又融合了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以及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杂居、通婚和共同生活中，已经逐渐融合同化成为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统而称之。
王氏高丽辖区内的人民，则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本来就是在新罗国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权，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也加入其中，但并不是新罗人的主要来源。百济人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这些源于半岛南部的民族成员，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同化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高丽族也随之改称朝鲜族，并沿用至今。
而如今的“三韩”之名，则来源于朝鲜南半岛由“百济人马韩、新罗人辰韩和弁韩”三部分所组成。所以取“三韩”之“韩”为国名，是为了将历史向前推进，以展示民族历史的悠久。后来，也都统称为高丽人。
据史学界考证，王氏高丽的建国者王建，应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但他为了有利于统治高丽，在相关史书上始终没有明确自己是哪族人（这更说明应是汉族人）。而朝鲜半岛的辰韩一族，其衣冠文物，更类似中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应属于箕子朝鲜时期、箕子家族、及其共同来自商朝的五千族人的后裔子孙，此时也已经融入当地朝鲜半岛人民之中。由于朝鲜半岛历史上，虽多数时期，属于向中国历代朝廷进贡的附属国；但在中国处于五胡乱华等动乱时期，也曾脱离过附属国地位。加之中国历史上，曾一度存有将流浪融入外邦之汉族人，视为“背国”之人的观念。所以，中国史书历来有不记载融入外邦汉族人的惯例。从而，致使许多与箕子朝鲜及其后裔相关的历史，大都湮没于中华历史的长河之中。
9、近代考证
近年来，有山东社科院离休研究员李永先先生，在他的《箕子莱夷人考析》一文中提出：箕子是在商王朝任职的莱夷（在今山东龙口一带）人。商王朝的诸侯国莱国，是莱夷人最早建立的国家。他认为：历史上的箕国（此箕字古写法不同，上为“己”，下为“其”，也读ji“箕”；乃古国名。此字打不出来，以“箕”代之——下同），古代传世文献记载不详。并说：东汉学者卫宏认为，箕国与杞国可能是一个国家；而清代有学者认为：箕国与纪国是一个国家。
而当代考古学家李白凤，在《东夷杂考》一书中提出：箕国与莱国实为一国同族；都是居住在以黄县为中心的山东半岛一带；他甚至认为：箕国与古代的孤竹国（在今辽宁西部一带），有可能都是商末箕子家族的封地，等等（以上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为此，李永先先生研究指出：箕子是在商王朝中央任职的箕国贵族，他去朝鲜所率领的五千族人，他们是经陆路去的朝鲜，并一路留下了多处古迹。最后在辽东与朝鲜半岛西北部，建立了统治朝鲜900余年的箕氏朝鲜王朝，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同时，自上个世纪又从河北、辽宁等地，多次出土古代箕国的铜器，也可以证明他们的行踪。（详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所编的《韩国学论文集》）。
但据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王献唐先生所编的《黄县箕器》一书，经过对1951年在黄县（即今山东龙口市）出土的一组古箕国（此箕字古写法也是上为“己”，下为“其”，也读ji）铜器考证认为：商周时代内陆地区的箕国故地，在今山东莒县东北部（另据史载：西汉时期设立的箕县，治所在今山东莒县东北的东莞镇大沈庄村，相传即为古箕国辖地）。箕国曾有一位国君 叫“矣”，据说他文武全才，曾在商王武丁帝(公元前1260至1202年)、祖庚帝（公元前1201至1191年）、祖甲帝（公元前1180至1160年）三代为上卿（宰相）。公元前1046年，西周伐灭殷纣王后，箕国并未随之灭亡，周朝仍保留其侯爵封号。该国曾经有一名叫“姜无”的公主，嫁给了“椃国”（古字写法左为“提手”，右为“虎”，读音与“虎”同，当今字库已难寻此字）国君为王后。据考证，黄县出土的这组古箕国铜器，本是古箕国夫人送给她女儿的陪嫁礼物。
后来，古箕国被后来逐渐强势的莒国所削弱，并成为其附庸国。再后来，于公元前431年，与莒国同时被楚简王吞灭。如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殷王朝武丁帝年间(公元前1260至1202年)到楚简王（公元前431至前408年）吞灭莒、箕二国，箕国存在了大约800多年，是当时立国最早、爵位较高（箕国是侯爵，与齐鲁两国相等，尚高于莒国子爵国）、存在时间较长的故国之一。
在近现代有关箕子朝鲜的研究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朝鲜的疆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的，起初与孤竹国一同处于辽西地区，有辽西出土的商殷晚期青铜器中，方鼎内底中心的铭文为佐证。后来由于西邻燕国的强大与东侵，而退居辽东和北朝鲜。此说比较符合史实。如《魏略》中记载“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并引用《隋书.裴矩传》中“孤竹之地，周代以之封于箕子”；“孤竹古城在（辽宁）卢龙县南12里，商之诸侯孤竹国”等记载。并说孤竹君原为子姓，是商朝所封的同姓诸侯国，后被周朝燕国吞灭。并且认为：周朝初期分封箕子到孤竹国，也是为了稳定商朝同姓贵族的唯一方法，因为箕子是商朝末代帝王（殷纣王）的叔叔，与孤竹国君应是同族同宗。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抗清志士顾炎武，在他的著作《日知录》里说；“朝鲜城，在永平府（滦河西岸）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周初期箕子朝鲜可能在河北唐山滦河岸边的朝水、鲜水间（朝水即今潮河，鲜水为唐山陡河古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箕子朝鲜与檀君朝鲜并存，箕子朝鲜位于檀君朝鲜西北部。箕子朝鲜被卫满朝鲜所灭后，汉武帝时，在檀君朝鲜西部消灭了卫满朝鲜，而新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等四郡，直接纳入汉朝统治疆域，等等。